临湘市政协 李静美
摘要：现代民主不仅是一种国家形式，也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中国政协既是国家民主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平台，它的产生和发展，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证社会主义事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党际民主、国家民主、社会民主
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访问延安并商讨国是，毛泽东邀黄炎培到自己的窑洞里促膝长谈，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所见所闻感想如何，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段谈话，被人称之为“窑洞对”，并被史料界引之为民主政治的经典之谈。[1]
66年过去了，两位先哲的预言被社会发展的历史所验证，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当初为争取民主而斗争并以民主作为立国之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大多数离开了国家的政治舞台，就连社会主义的“带头大哥”——执政7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最终也未能跳出“周期率”的支配，社会主义大厦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国家解体，动辄以人民自居的执政党最终被人民所抛弃。就在社会主义日渐式微的国际政治环境下，而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中国，执政60多年的共产党，却焕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不但从政治上顶住了西化浪潮的巨大冲击，跳出了“兴勃亡忽”的周期率；而且经济上也创造了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速度的奇迹，实现了赶超西方强国的百年梦想，[2]其奥秘何在？尽管理论界对此仁智各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中国共产党确实开拓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新路，其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作为国家政治体制中“三大系统”[3]之一的政协系统，从社会层面来说，它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从政党层面来说，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从国家层面来说，它又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其组织的建立及制度的创新，对于中国共产党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多党合作”——党际民主的科学选择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利益，并为之斗争的政治组织。国家是由群众组成的，群众是划分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主持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党活动作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权利或权力行为，“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发展。”[4]因此各国政党制度，只能根据该国的国情来决定。
中国是一个具有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多民族国家，封建社会的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固土自封的宗族观念强烈，在重农轻商的社会环境中，资本主义缺乏生长的土壤，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与此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就是君权至上、圣人治国的官本文化，国家政权更迭的形式便是“成亡败寇”的“两暴”循环：暴君对农民压榨太厉害，原来顺民便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取而代之，暴民掌权不久，又形成了新的暴君，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在中国重复了几千年。[5]因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虽然不乏闪光的民本思想，却缺乏民主的传统。直到清朝晚期，“天朝帝国”的国门被西方弹丸小国轻易击破，一些政治精英才把目光投向西方，企图以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来振兴中华，但此时的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帝国主义的洋奴买办与地主阶级中部分洋务派卖国官僚相结合，形成了卖办阶级，它为了一己之私，不惜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这是极端反动的阶级；2、部分地主官僚因自己主宰和经营的领域因外敌入侵遭到破坏，便和部分商人相结合，形成了民族资产阶级，它同帝国主义各封建主义既有矛盾又有联系，虽有革命倾向，却又非常软弱，根本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3、部分流离失所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伴随着卖力企业和民族企业的产生，变成了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形成了工人阶级，这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是最进步的阶级，但由于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缓慢，当时力量并不强大；4、原有的地主阶级逐渐成为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农民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的双重压迫，变成半无产者、无产者或无业游民，它们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这种特殊国情决定，由先天不足的资产阶级政党去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无论是多党制还是两党制或一党制，都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照搬西方议会政治，允许人们结社组党，一时党团“为数近百”，到1912年8 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各党派经过斗争、分化、重组，大体形成了三个派系、四大政党的格局，即由革命派组织的国民党、立宪派组织的民主党、拥护袁世凯的共和党和统一党。四大政党的基本格局形成后，1912 年冬，举行了首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夺得参众两院的三分之二的席位，自以为可以凭借多数，用《临时约法》来制约袁世凯，但结果以宋教仁被杀、国会解散、袁世凯称帝而宣告失败，尔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组织过多次护法斗争，但由于其依靠的主要是大资本家和地方军阀的势力，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结果屡战屡败，绝望中的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同意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吸收共产党领导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曾一度取得了革命胜利，组建了革命政权，但随着孙中山逝世，国民党领导权被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所篡夺，为了实现其“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在蒋介右和汪精卫的血腥屠杀中宣告破产。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压力，同意与共产党共产党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骨子里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本质没有变，多次制造摩擦，抗战胜利后，一旦腾出手来，便把枪口对准共产党，拒绝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公开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最终导致政治孤立、经济崩溃和军事溃败。历史经验证明：由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运动，无论是多党制和一党制在中国是行不通的。那么，由无产阶级一党专制又如何？实践的回答也是否定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不久，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取得了党内的领导地位，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拼命鼓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奋斗”，在政治上不但排斥异党，从整体上反对资产阶级及中间力量，而且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也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过高地估计城市工人运动的作用，要求红军攻占城市，致使中共在白区的组织和工作几乎遭到了百分之百的破坏和失败，红军损失过半，被迫进行长征。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否具有真理性或科学性，必须以经得起精确的客观检验的事实作为基础和依据，任何政党，如果凭着主观上的可能性，“认为自己的政党原则中包含所有优点的人们，容易把事情推向极端，他们想不到一个国家会因失衡而毁灭。”[6]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革命的策略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制定策略时，必有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估计到许多革命运动的经验。”[7]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简称多党合作制度）便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科学成果。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共产党的历史贡献及其领导地位，已获绝大多数人的认可，按照传统思维定式，共产党独掌天下天经地义，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无私的社会品格，博大的政治胸怀，高超的政治智慧，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倡议”得到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民族、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在第一届政协622名代表中，党外人士占到了56%，在政协全体会议选出的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党外民主人士占了一半，对此，一些老革命不服，说：“我们打天下，他们凭什么坐天下”，“民主党派只有一根头发”的功劳。毛泽东说，认为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他尖锐地指出：“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的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是不是清一色。”[8]新中国成立以后，有的民主党派宣布解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远见，及时做工作，保留了八个民主党派。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人提出民主党派有无存在必要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仅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特别指出：“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有义务同党外的人合作，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邓小平更直接地说：“唱对台戏比单干好，我们党是执政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处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要特别警惕。”“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9]政党领袖深邃的党际民主思想，对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那么，多党合作制度，便是共产党青春永驻的抗病良方。在这种制度下，执政的共产党和参政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朋友关系，既相互合作又互相监督，合作而不拆台，监督而不对抗，既避免了诸如资产阶级国家政党之间那些彼此竞争、互相倾轧的矛盾，又消除了类似社会主义国家中那种一党专制、人亡政息的弊端。这种新型的政党制度，既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选择，也是世界政党制度史上的一朵奇葩。
二、“协商民主”——国家民主形式的政治创造
民主是与“专制”“独裁”相对称的国家形式，其本义是“人民的政权”或“多数人的统治”，但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中，作为个体上的人民，不可能直接地、经常地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因而选举民主便成了现阶段国家民主形式的通常选择，即人民通过逐级投票的形式，以多数票的结果，来选定国家公职人员，由他们来执掌国家政权，管理国家事务。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权力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相对分离的，投票者并不直接决定问题，他们只决定由谁来决定问题，他们只有投票的那一刻才是主人，投票一结束便成了被代表者和被管理者，经常且直接掌握国家权力的是那些在选举中获胜的人民公仆。选举民主之所以得到人们的理性支持并一度成为民主的代名词，是因为它与个人自由比较接近且简单易行。作为一种国家形式，它和其他国家形式一样，也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组织地系统地使用暴力，也存在着先天的软肋和固有的弊端：首先，在阶级社会中，社会成员所占有和支配的资源各不相同，由此而产生的利益关系和价值取向也就不同，权力持有人与权力所有人的意志，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一致，权力的腐败和扩张倾向，使权力持有人很能容易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就像布鲁克斯.阿特金森所说的那样:“设置各种政府机构,是为了履行公务,但是一个政府机构一旦建立,自然会养成一种思维习惯,逐渐视大众为自己的敌人。”[10]其次，选举民主注重的是结果即选票的多少而不是过程，即人与人之间在道义上的价值关系。在缺乏全面、公正、坦诚表达的情况下，为效率而实行多数决，容易构成对少数人的正当权益的侵害，形成多数人的专制，更可怕的是，这种专制，并非总是来自多数人的自主认同，也来自于靠强迫、或欺骗成功地获得多数票的政党或政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旦大家有了高效政府，也就有了独裁政府。”[11]其三，选举民主奉行的价值原则是多数即合理，而科学反映的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像真理的成功不仰仗子弹盒一样，也不倚仗于投票箱。从人类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无论什么国家，占人口大多数的都是禀赋一般的平民，他们特别注重眼前的利益，并往往会因此而妨碍对长远的判断，因此真理往往由处于少数地位的社会精英所发现，并且最初难以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服从多数便成了真理服从错误，因此，选举民主在选人决事上，也具有正反两重性，它可以防止坏人，也可能淘汰好人；可以防止最坏，但不能保证最好。
面对选举民主的诸多不足与弊端，不少国家从健全和完善民主制度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有的国家为了防止国家权力过分集中而形成“多数人的暴政”，构成对少数人正当权益的侵害，采取权力分立、互相制约的方式；有的为了平衡精英与平民的关系，在立法机关——国会或议会实行“两院制”等等，这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废墟上直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些作法，都被民主革命的实践所排除。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处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将面临着长期执政的考验，如何跳出“兴勃亡忽”的“两暴”怪圈？怎样才能“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历史课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集体沉思，以宏伟的胆略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开拓了一条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民主新路，这就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两会制”。
1954年，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政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有人对政协组织是否保留心存疑虑，毛泽东在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明确地说：“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有些人认为政协的作用不大了，政协是否需要成了问题。现在证明是需要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559人中，当人大代表的140人，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不是人大代表，可见政协容纳许多人来商量事情很重要。”他特别强调：“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民主就是商量办事。”在谈到政协是非权力机关，所提意见是否重要时,毛泽东说：“我们的会议虽暂时还是建议性质的会议，但是在实际上，我们在这种会议上所作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是当然会采纳并见之实行的，是应该采纳并见之实行的”他还比方说：“共产党没有制宪之权，不能制定法律，不能下命令，只能提建议，是否也就不重要了呢？不能这样看。”[12]在谈到我国的民主形式时，周恩来说：“现在有党的系统，有政权的系统，再加上政协的系统，这就更能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并有利于决议的贯彻执行。”在谈到政协的政治地位时，周恩来说：“人大政协两会只有权力之分，无高低之别……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在谈到新民主精神时，周恩来说：“每一个议案事先都经过酝酿，这是特别值得说明的，凡是重大的议案不只是在会场看出，事先应提出来在各单位讨论。新民主的特点就在此，因此不是只重形式，只重多数与少数。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就包括这个新民主精神。”“我们所要反对的是旧民主主义的议会制度，因为它不是事前协商。”[13]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人民政协性质、任务的政治把握，对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深刻阐释，为中国两会制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协商民主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坚持、完善和发展，在实践中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首先，人民政协是由政党、人民团体、各民族、各界别的代表人物及其他社会精英组成的政治联合体，况且政协委员中，非中共党员人数占多数，与中共党员占多数的人民代表大会，恰好形成了互补，两者结合，不但拓展了民主的广度，也提高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社会公信力；其二、政协会议是按界别编制并组织活动的，弥补了人大会议行政区域编组活动的局限，纵向民主与横向民主相结合，能更真实地反映社会的客观情况和要求，使国家机关的决策更全面，避免了顾此失彼的弊端；其三、协商民主注重过程、其组成人员大都是各方面社会精英，与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的选举民主实行互动，在“两会”政治地位平等的情况下，不但可以避免因多数人的轻率而造成的决策失误，构成对少数人合法权益的侵害，而且可以防止“公仆变主人”等权力异化现象的发生。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政治协商机制完善，政协作用发挥充分，国家政局就稳定，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就顺利；反之国家政局就会出现动荡，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受到挫折甚至失败，这是一条十分珍贵的历史经验。
“除非是一个永久性的团体，没有任何其他团体能够制约民主的轻率。”这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87年在制宪会议上提出的一个命题，但是，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土壤中，是无法生长出这一“永久性团体”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当西方政治学界的学者们，针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困境和缺陷，提出了协商民主的理论范式的时候，社会主义的中国，协商民主已付诸实践近半个世纪了，它作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与选举民主相辅相成、比翼双飞，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模式，这在世界民主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可说是罕有其匹的政治创造。
三、统一战线——社会民主的广阔平台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即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矛盾冲突，既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民主国家的执政者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而国家的消亡必须经历一个由政治国家到非政治国家的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是国家权力逐渐回归于社会、回归于人民的过程，同时也是消除国家与社会对立的过程，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发展愈完全，成为多余的时间也就愈接近。因此，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民主国家向民主社会过渡或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是国家民主权力决定社会民主权利，而是社会民主权利决定国家民主权力。按照马克思的预测，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只有在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阶段中才有可能实现。因为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以后，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私有制外壳发生爆炸后产生的，社会成员大都是摆脱了对人和物的依赖的理性公民，有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以消灭阶级、实现个人自由发展为己任的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具有实行国家权力回归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然而，历史的发展，常常会出现某些意外，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偏偏在资本主义发展最薄弱的封建废墟上产生，在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中，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由于个人生产能力低下，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的社会化生产，只能依靠国家权力来推动，在这一阶段中，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便是以物为本的斗争哲学，民主形式主要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治同盟军，以国家的名义，对被打倒的地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专政。由于执政的共产党在争取人民民主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崇高的社会威望，其价值取向与人民对物依赖时的民主愿望基本相符，这一时期限，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但是，当生产力发展到机器工业时代以后，随着个人生产能力的提高，多元利益集团开始形成，阶级阵线逐渐模糊，多元利益追求产生了社会价值文化的多元化，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便成了束缚个人自由发展的桎梏，加上在长期一党执政的条件下，监督机制过于薄弱，个人权力的过度扩张，导致党内官僚资本阶层逐步形成，使执政党原始政治资本消耗殆尽，其社会凝聚力和号召力降低，此时，体制内的选票已经不能代表民心的向背，社会权利主体的利益诉求，如果在党和国家体制内得不到表达和满足，必然会从体制外寻求满足，连同收回自己原来的“授权”，由此造成社会震荡并导致政权更迭。这就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间国家解体、政权易帜时，很少有人挺身而出对执政党加以保护的原因。因此，在社会制度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中，如何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地处理好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关系，是对执政党政治品格和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验。
新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社会经历一个划时代转型过程：从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理念上，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的经济形态上，从落后的传统农业社会走向中等发达的小康社会；在文化上，从单一的革命文化走向多元的和谐文化。之所以能够平稳过渡，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是因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开拓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新路，其中政协作为社会民主的广阔平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社会视角上来看，“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府形式，它主要是一种相互关联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合作与交流经验的方式。”[14]人民政协作为社会民主生活的平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社会性质和功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国成立时，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为新中国国家政权的诞生提供了合法的平台，为加速祖国统一、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发挥了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1954年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政协作为党派性的阶级联盟，为发扬党际民主，加强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联系、交流与合作，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政协与我国阶级关系变化后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相适应、与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事业发展相适应，从党派性的阶级联盟发展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政治联盟。它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防震减压作用，是其他任何组织和机关所不能替代的：首先，从人民政协的基本属性上说，政协是三位一体的政治机构，作为我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实现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团结，有利于凝聚各方面的力量，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作为党派合作机构，巩固和扩大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有利于增强执政党的公信力和号召力；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畅通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方面人士参与国是的渠道，有利于形成融洽和谐的政治局面。其次，从人民政协的功能上看，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可以扩大社会各界表达诉求的体制内民主渠道，帮助党和政府统筹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妥善协调和正确处理我国的党政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再次，从政协的工作原则和活动方式上说，政协协商的参与者都是平等的、自由的、理性的。其职务行为，不存在特殊成员利益的优先性，不接受权威的约束和外力的干预，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机会对具有批判性或有效性的主张表示态度的自由，这种平等、自由的政治氛围和求同存异的工作原则，有利于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尊重多数、照顾少数，增强政党、国家、社会及公民之间的政治互信，把社会冲突消化于无形之中，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
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就愈发展。”[15]中国政协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它伴随着社会主义的产生而产生，也伴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体制转型，人民政协也不断更新，首先是性质上，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党派性的阶级联盟过渡到三位一体的政治组织；其次是组织规模不断壮大，全国政协委员由建国初期五个方面的代表人士600多人，发展到34个界别的代表人士2000多人，目前全国各级政协委员会达3100多个，组织机构从中央延伸到县级、不少地方还在乡镇设立了政协工作的联络机构，成了名符其实的“政协系统”；政协职能由软变硬，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下达以后，不少地方都把政治协调纳入了党委和国家机关决策的必经程序，并把是否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作为衡量党委和国家机关执政能力和水来的重要标准之一，这为人民政协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宽广的舞台，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人民政协必将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出新世纪的历史奇迹。
参考文献：
[1]参见马木《毛泽东与黄炎培延安“窑洞对”》《文史春秋》2005年第七期。
[2]参见张春霞《7%，期待的背后》《中国政协》2011年第7期。
[3]参见陈惠丰《人民政协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大召开后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人民政协的论述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5]参见吴敬环《极左极右都危险》《学习文史参考资料》2011年第1期。
[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公元前343年，转引王文斌、张文涛译《权力语录》第5页。
[7]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
[8] 李昌鉴《毛泽东关于人民政协的思想是指导人民政协事业创建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学习读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9]转引同[8]
[10] 参见《权力语录》[美]丹尼尔·B·贝克著，王文斌、张文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11] 哈里·S杜鲁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转引同[10]
[12] 转引同[8]
[13] 参见邢元敏《周恩来对毛泽东人民政协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14] （参见约翰·杜威《民主与教育》1916年）
[1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